2011年7月2日下午，借“汉唐音乐史第二届研讨会”（2011.7.2-2011.7.4）在西安召开之际，西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特邀上海音乐学院赵维平教授为本系师生作了“亚洲音乐的历史流动”的专题报告。赵维平先生毕业于日本，并先后获得大阪大学音乐学硕士、博士学位。其研究视野新颖独特，著作丰硕，也是近年来非常活跃于研究中日音乐文化的学者之一。
这次讲座，他不仅给西安音乐学院带来了该领域研究的前沿信息，也传达了他对当今音乐研究现状及其自己的音乐观。他说：亚洲与西方有着不一样的文化背景、有不一样的人文关系。所以，亚洲音乐在人类历史上也有着自己独特的面貌和发展轨迹。尤其以中国为中心，伴随佛教、儒教及道教的传播，中国音乐亦对周边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他对中国音乐的生成背景亦从历史的视角作了深刻的分析。他认为，佛教的传播带动了中原与印度的音乐交流，而伊斯兰教的传播，又牵动了中原与中亚、西亚的双向交流。由于长期以来大量印度、中亚地区音乐及其文化渗入中原地区，所以为唐时期多元音乐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为唐音乐文化影响周边国家创造了不可缺少的客观条件。
在分析亚洲音乐的历史流动时，赵维平博士主要从以下几点展开论述：其一，朝鲜半岛。他认为，该地区从公元1世纪始就与中原有了密切的外交关系，从而大量中原音乐传入，带动了当地音乐与文化的发展，如受中国影响的乐器有三弦（伽倻琴、玄琴、琵琶）、三竹（大芩、中芩、小芩）；宋以后传入的亚（轧）筝、奚琴等；12世纪初宋徽宗赠朝鲜大量的悬（轩）架乐器、佾舞、大晟乐等。其二，日本。该地区从5世纪逐渐引入大量中国的政治体制、思想观、宗教观，同时，也大量引入中国的乐舞、乐器及其宫调理论。日本受中原音乐文化影响最深，同时也是保存唐音乐文化最多、最丰富的国家；其三，中南半岛。该地区在隋唐时期与中国有了正式的朝贡关系，随之，林邑乐、扶南乐进入唐宫廷，带来了早期南方异族音乐的特色。同时，越南的宫廷音乐（乐器、乐种、乐谱）亦受到中原的影响，尤其在中国的明朝时，越南雅乐开始呈现出俗乐化的倾向。其四，东南亚地区。该地区实际上受印度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双重影响，所以其音乐也呈现出独特的面貌，如泰国宫廷的舞蹈与七平均律；缅甸的弯琴等；在近代，该地区的马来西亚、菲律宾又深受西方音乐文化的影响，所以其音乐教育、乐队组织、乐器类型脱离不开西洋音乐影响的痕迹。其五，南洋地区。该地以印度尼西亚为代表，由于所处位置独特，其音乐受到各方因素的影响，如受多方音乐因素影响的合成的例子有：8-9世纪婆罗浮屠、勃兰班南陵庙的一些浮雕中的锣类、金属排琴、竹排琴、鼓、竖笛等；12世纪浮雕中出现的带有共鸣筒的金属排琴以及弦乐器列巴布等；14世纪出现的排锣及甘美兰音乐。其六，印度。该地区由于有着深厚的文化与历史底蕴，所以自身音乐特别丰富。在这里，许多中西亚乐器都受到印度化的融合和同化，所以说，印度也是一个同化力极强的国家。在印度，不仅有优美、动听的声乐，而且也有舞姿优美的舞蹈、样式多样的乐器，它们是考察早期音乐源流最重要的地区。其七，西亚地区。该地区具有代表性的音乐特征是阿拉伯的宗教歌、巴基斯坦的Qawwli。此外，土耳其由于地处亚欧大陆，所以其音乐也反映出东西方两种文化交融的特点，代表性的音乐形式有鼓吹乐（军乐）、舞蹈（黑海的青年之舞）等。.
赵维平教授在展开以上论题时，一是着重分析在地音乐文化的生成背景，二是关注乐器、音阶的构成。他的报告既重历史事实，同时又结合图像、影像资料凸显趣味性。他在分析诸音乐现象时，既注重纵向性的个性化特色，同时也重视音乐发展过程中的横向联系。所以，内容极其丰富，对了解中国周边国家的文化背景、音乐文化的生成及其其内在联系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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