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在京召开了“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通过部署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来落实十六大提出的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要求。深化艺术表演团体的改革，自然也是其中一项重要的任务。
一、艺术表演团体的改革在整体的文化体制改革中最为艰巨也最为复杂。
已经开始的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涉及到两个大类、五个层次的宣传、文化单位。它包括新闻媒体，出版单位，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单位，文艺创作演出单位，影视和娱乐节目制作、出版物发行、印刷、放映、演出公司等。分属于后三类的文化单位，第一类基本上是公益性的事业单位，第三类基本上是经营性的企业单位，唯有作为第二类的“文艺创作演出单位”，兼有上述两类的状况，即包括应由国家扶持的重点院团和可以逐步转制为企业的一般院团。正是因为考虑到艺术表演团体改革的艰巨性与复杂性，家正同志才明确指出：“重点院团的确定，应当根据艺术品种、艺术水准、布局结构、民族特色等多种因素，由地方党委、政府统筹考虑，不应只按行政隶属级别简单划定。”确定重点院团，其实是政府对具有重要文化价值作品及其劳动的保护与扶持的重要举措；面对这一“扶持”政策，绝大部分艺术表演团体都想强调自身的某种特殊性而被确定为“重点院团”，这种较为普遍的不切实际的想法增大了艺术表演团体改革的复杂性。同时，可以转制为企业的一般院团，对于组织既具有产业属性又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表演艺术生产，还缺乏清醒的认识与明晰的理念。尽管晓光同志在今年的全国艺术创作会中早就提出了产业运动和市场取向的工作思路，但我们多年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文化建设观，使我们许多同志既不熟悉为市场提供什么样的产品，又不知道怎样用产品来打开市场。我们的艺术表演团体之所以顾忌转制为企业，不熟悉产业运动方式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当然也就增大了艺术表演团体改革的艰巨性。
二、艺术表演团体改革的重点是解决面向群众、面向市场的问题。
长春同志在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提到：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重点是：“围绕面向群众、面向市场进行体制和机制创新”，提到要“逐步建立有利于调动文化工作者积极性，推动文化创新，多出精品、多出人才的文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艺术表演团体和改革也是如此，其体制和机制创新，一要解决面向群众和面向市场的问题，二还要解决多出精品和多出人才的问题。这两个问题落实到表演艺术的生产活动中，实际上就是如何生产出有效益的艺术产品和如何有效率地组织艺术生产的问题。事实上，在面向群众、面向市场和多出精品、多出人才这样两个问题上，我们当下更亟待解决的是面向群众、面向市场的问题。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表演艺术生产的生产力得到了很大的解放，我们的艺术表演团体在短短的20年间生产了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令世界为之瞩目的精品和人才。这些精品和人才一方面构成了社会主义文艺繁荣昌盛的绚丽景观，一方面又由于没有真正进入社会“大循环”而难以产生两个效益相统一并具有市场影响力的品牌。换言之，在表演艺术产品的生产方面，我们没有着眼于广大群众的文化消费需求来组织生产，大量精品和人才因无法实现其商品价值而成为文化资源闲置的一部分。其结果，一方面是表演艺术产品的社会效益也因闲置而无法实现，另一方面是艺术表演团体的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不能持续进行。正因为“两个效益”的无法实现不是我们的生产能力而是产品取向问题，因此，当下艺术表演团体改革的重点首先是解决面向群众、面向市场的问题，可以逐步转制为企业的一般院团是如此，应由国家扶持的重点院团也是如此。
三、娱乐性文化消费的崛起要求我们变革表演艺术生产理念。
既然艺术表演团体改革的重点首先是解决面向群众、面向市场的问题，我们就应当在遵循表演艺术生产规律的前提下，站在群众需求、市场购买的视角来考虑文艺产品的文化功能。我们注意到，在文化市场的发育过程中，首先崛起的是娱乐性文化消费；如果以一种比较客观的态度来证实这一现实，我们表演艺术生产的理念就应对艺术产品的娱乐功能加以关注。加强艺术产品的娱乐功能，并以此来考虑艺术产品的审美构成，是我们当下创新表演艺术生产理念的一个重要方面。尽管我们知道，强化着娱乐功能的艺术产品主要是满足大众趣味的产品，但我们只能在服务大众的过程中逐步提升大众的品位。正如家正同志所说：“脱离市场脱离群众，文化就失去了服务对象，失去了发展的广阔空间，就谈不上经济效益，也谈不上社会效益；群众不满意，文艺自身也会萎缩。”就某种意义而言，市场经济中的文化是消费文化，这使得文化产品的神圣与文化人的尊严与既往相比都打了折扣，也为既往的“人类灵魂工程”多少抹上了“著书都为稻粮谋”的色彩。尽管国家对具有重要文化价值的产品及其劳动会给予扶持，但我们也不能再把某些艺术品种的构成法则和审美原则奉为不可变易的圭臬，不能无视时代审美的变迁和群众消费的渴求而重演“胶柱鼓瑟”、“守株待兔”的故事。
四、音乐剧的“走红”对我们的表演艺术生产理念的启示。
当前中国满足大众并同时适应市场的娱乐性表演艺术产品，主要体现为两极效应：一极是较为低俗层次的歌舞厅歌舞表演，另一极是大制作高利润的西方音乐剧的登场。在西方音乐剧的演进历程中，有个歌舞厅歌舞（夜总会歌舞）先行繁盛并逐渐转型的时期，纽约百老汇就是如此。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那类具有较强歌舞表演特性的音乐戏剧——音乐剧，亦可视为歌舞厅歌舞演进并转型成的高级形态，这也是表演艺术在适应大众之时提升大众的产物。音乐剧作为当代西方社会最为“走红”的表演艺术，其成功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集合效应：一方面是其作为表演艺术产品的特征，即音乐剧作品大多是最具观赏性、最具时尚性，因而也最具休闲性和娱乐性的表演艺术；另一方面是其作为表演艺术生产的特征，即音乐剧生产最具产业运作的特征，因为它必须考虑从投入到产出的全部生产和营销环节，以其获得产品利润的最大化。换言之，音乐剧的“走红”对我们表演艺术生产理念的启示首先是我们要研究生产什么样的产品和如何组织生产。我在考虑音乐剧的“走红”现象之时，并不把音乐剧视为一种表演艺术的样式而是视其为关注大众、关注市场的表演艺术理念。这种表演艺术理念的起点和逻辑展开是：（1）要为大众的精神休闲提供一类表演艺术；（2）这类表演艺术优先关注青年一代的精神休闲需求从而使自己成为“朝阳艺术”；（3）青年一代的精神休闲以关注时尚和追随时尚为特征；（4）源自生活时尚的艺术时尚既贴近生活但又比其更讲究文化内涵和审美品位。这一表演艺术理念的逻辑展开对我们表演艺术生产的具体启示是：第一，表演艺术在表现时尚的生产过程中不仅使时尚艺术化，而且也使艺术时尚化。第二，要把“时尚的艺术”或“艺术的时尚”的“文化快餐”努力制作成“文化大餐”以体现表演艺术的与时俱进而不是趋“时”附“众”。第三，不择手段、不惜财力寻求最讲效率的生产组合以生产最有效益的产品并力争实现表演艺术生产的利润最大化。
五、通过创新表演艺术生产理念来解决艺术表演团体改革的深层次问题。
从深化艺术表演团体改革的话题出发，为什么会引发出创新表演艺术生产理念的问题？原因是艺术表演团体改革有一个绕不过去的深层次问题，这就是艺术表演团体的“自生能力”的问题。一直研究国企改革的学者林毅夫将“自生能力”定义为“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一个正常管理的企业，获得一个市场投资者可以接受的预期利润率的能力。”也就是说，艺术表演团体之所以要确立产业运作和市场取向的工作思路，就是为着部分或全部解决自己的“自生能力”问题。几乎与国家改革、开放同步进行的艺术表演团体改革，既往多是着眼于内部的人事制度、分配制度等机制改革。
由于并没有把解决“自生能力”作为改革的目标，内部机制改革只解决了微观层面上的人浮于事、优劳未优酬等问题，只是把“大锅饭”变成了“小锅肉”。此次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之所以特别强调“体制”的改革，无疑是看到既往机制改革的不彻底和当下体制改革的条件已成熟。事实上，当下的文化体制改革就加强文化建设和促进文化发展而言，可以分为有效扩张增量和努力盘活存量两个大的方面。有效扩张增量，实际上意味着表演艺术市场的开放，即允许多种所有制、特别是民营艺术表演团体的进入；而在努力盘活存量方面，我们现在认为“存量难以盘活”的症结在于“体制”，实现体制转换（即逐步由事业转企业或由国有企业转股份制企业）是改革的“瓶颈”之所在。以体制转换为基本思路的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如果不从如何生产有效益的产品和如何有效率地组织生产两方面来解决艺术表演团体的“自生能力”问题，即便是实现了体制转换和机制调整，艺术表演团体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仍然可能“摸不着石头”、“过不了河”。
六、东方歌舞团赖以成功的全部经验归根结蒂在于基本解决了“自生能力”的问题。
从东方歌舞团2002年一台《蔚监色的浪漫》演出102场创收2099万的业绩来看，其效益不仅在国内表演艺术市场前所未闻，而且在国际表演艺术市场也实属罕见。我们注意到以下事实：第一，东方歌舞团在做出以上业绩时仍然是国家事业单位的体制，这说明即使在文化体制改革中保留事业单位性质的艺术表演团体未必就注定要完全依赖国家的输血，国家的输血应当激活艺术表演团体的造血机制而不是使其造血机制萎缩。
第二，东方歌舞团的机制调整并非全方位的，只是抓住由“行政管理”变“经营管理”的关键环节，这实际上是抓住了艺术表演团体解决“自生能力”的实质，即有效地把艺术产品转换为商品；东方歌舞团在艺术产品和市场营销方面实现了自己的“预期利润率”，也实现了同比产品的“利润最大化”。第三，尽管文化作品的价值、意义与价格、效益相悖的现象历来存在，但东方歌舞团2002年主要营销的《蔚蓝色的浪漫》、2003年主要营销的《华彩唱风流》却是实现着表演艺术产品的优质优价；在这两台表演艺术产品的生产组织过程中，团长田军利事实上担当起西方许多组织表演艺术生产活动的“制作人”的角色；成功的制作人既非盲目强调艺术的本体也非盲目顺从大众的嗜好，他们通常能在艺术的精彩呈现与大众的精神休闲之间找到最佳的切线，从面使两个效益同步实现。
七、解决“自生能力”的基本思路和“以歌舞盘活戏剧”的操作步骤。
作为表演艺术生产面向群众、面向市场成功动作的一个个例，东方歌舞团给我们的启示既有基本思路方面的，又有操作步骤方面的。就深化艺术表演团体改革的基本思路而言，我们应要求各艺术表演团体把解决“自生能力”的问题放在首位；以此为前提；该调整机制的调整机制，该变革体制的变革体制。而就深化艺术表演团体改革的操作步骤而言，在不同艺术门类的表演团体之中,可以考虑先盘活“歌舞类”艺术团体（也即先解决“歌舞类”艺术表演团体的“自生能力”），然后确立“以歌舞盘活戏剧”的表演艺术生产理念。提出“以歌舞盘活戏剧”的表演艺术生产理念，目的在于通过盘活戏剧表演艺术产品来盘活戏剧艺术表演团体。这一提法有两方个取向：其一，对于歌舞团或歌舞剧团而言，组台歌舞演出比较容易切入市场，通过组台歌舞获取相当经济效益，然后进行具有更高艺术价值的歌舞、舞剧或歌舞剧、音乐剧的生产。其二，对于作为“国剧”的京剧团体或作为各地代表的地方戏曲团体而言，应重新踏上“以歌舞演故事”的征程；有不少地方戏曲在努力探索“从地方戏曲出发创造中国特色的音乐剧”的路子，这种探索其实并不以音乐剧的演出形态为而是使地方戏曲借鉴音乐剧的生产理念，从生产有效益的产品入手来解决剧团的“自生能力”问题。提出“以歌舞盘活戏剧”一是说明在当下的表演艺术市场中，歌舞较之戏剧更易获得实现“自生能力”的空间；二是说明我们表演艺术市场不应停滞在欣赏娱乐性的歌舞的层面而是要逐步提升到更具思想性的戏剧欣赏的高度；三是说明要进一步光大中国表演艺术“以歌舞演故事”的传统并使这一传统与时俱进、月异日新。
八、国家艺术院团创新表演艺术产生理念的举措值得关注。
文化部直属的国家艺术院团，尽管在总体上属于代表国家水准并成为由国家扶持的重点院团，但也积极稳妥地投入到文化体制改革的试点工作之中。这不仅是因为国家对重点扶持的院团也要改革投入方式，实现由“养人”向“干事”的转变；也不仅是因为国家艺术院团也会置身于布局结构调整或单位体制转换之中；而是我们有必要把国企改革中遇到的深层次问题——企业“自生能力”的问题，作为院团自身建设与发展的首要问题来考虑。这其实也是我们体制转换和机制调整最终想要解决的问题。国家艺术院团以自己的艺术产品在2002年创下了营销收入近6500万的良好业绩；尽管国家艺术院团之间在艺术生产和营销方面存在着不平衡的状态，其理念依据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国家艺术院团在表演艺术生产方面较为成功的实践。国家艺术院团在表演艺术生产方面较为成功的实践，在我看来，与已经或正在创新的表演艺术生产理念有密切关联。对不同艺术品种的国家艺术院团的表演艺术生产实践或理念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以下事实：第一，东方歌舞团、中国歌舞团先后以其艺术产品在市场营销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两团的三台主题歌舞晚会《蔚蓝色的浪漫》、《华彩唱风流》和《秘境之旅》实现了优质优价，实现了“两个效益”的双丰收。第二，中国歌剧舞剧院2002年的演出营销收入取得了占国家艺术院团演出营销总收入六分之一的好成绩（东方歌舞团占总收入的三分之一），主要得益于小型歌舞、音乐节目组台演出闯市场；体现出剧团领导先以小型歌舞节目闯市场，再以国家立项资助的舞剧、歌剧来走市场的生产和营销理念。第三，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继续强化原来就、音乐注重歌舞成份的儿童剧的“歌舞色彩”，创演音乐剧《香格里拉》并宣告成立“音乐剧制作中心”；这一艺术生产理念在我看来并非是有意“改业”或无心“窜行”，而是通过加强戏剧的歌舞性来加强其观赏效果和娱兴功能，舞蹈编导进入戏剧导演工作在这里成为必需。第四，耳闻部分国家艺术院团下一步艺术生产的打算，似乎体现出某种共通性：比如中央歌剧院的某部歌剧创作和中国京剧院的某种京剧创作，都有邀请舞蹈编导加盟甚至建立“双导演制”的构想；比如国家交响乐团也认为日常演出不必都是纯交响乐作品，可以有声乐节目乃至配乐诗朗诵加入以形成演出的丰富性和对多样化观众群体的适应性；还比如东方歌舞团在两台主题歌舞晚会“走红”市场之后，也在开始筹谋音乐剧的制作并期望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以上事实告诉我们，在艺术表演团体的建设和发展中，深化体制的改革和创新生产的理念，是互为表里、不可剥离的；体制改革的硬件打造和生产理念的软件编程都要指向艺术表演团体“自生能力”的解决，而国家艺术院团创新表演艺术生产理念的举措，是着眼于解决“自生能力”这一深层次问题。通过对上述举措的分析，证明了我们所提出的率先盘活歌舞、以歌舞盘活戏剧、以戏剧提升歌舞这一思路是有其实践依据的。通过对上述举措的分析，亦使我们注意到表演艺术生产理念的创新有可能导致艺术表演团体的优化配置和资源重组，这一由致力于解决“自生能力”而重组艺术生产资源引发的体制改革的要求才会是自内而外、自下而上的。它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既要考虑艺术创作规律”（这是指产品构成特性）、“又要考虑市场经济规律”（这是指产品营销方式），而是通过解决“自生能力”这一目标、通过有效率地组织生产来生产有效益的产品寻找到艺术创作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的结合点。我们的体制改革和机制建设无疑要关注于斯并服务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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