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荷兰参加“中国乐器与西方博物馆”会议的体会与思考

作者：高贺杰发布时间：2012-10-09浏览：1193 分享到

2012年9月11日-22日，我赴荷兰莱顿大学参加由“欧洲中国音乐研究基金”主办的名为“中国乐器与西方博物馆Chinese instruments and western museums”的学术会议。会议期间，除了参加会议讨论、进行会议发言外，还参观了荷兰及莱顿大学的博物馆、图书馆，并应邀赴邻国比利时访问了创立于十九世纪、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乐器博物馆（MIM）。在交流与学习的过程中，有不少体会与思考。

一、关于“欧洲中国音乐研究基金会”

“欧洲中国音乐研究基金会”（简称CHIME，中文名称为“謦”）隶属莱顿大学（该大学是荷兰排名第一的综合性大学，先后出过1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爱因斯坦亦曾在该校任教），基金会主要创始人为荷兰汉学家高文厚（F·Kouwenhoven）和施聂姐（A·Schimmelpenninck）夫妇。作为曾经的老牌殖民帝国之一，荷兰对东方文化研究有深厚传统（著名汉学家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就是荷兰人，由此设立于欧洲的、专门研究中国音乐的基金会出现在莱顿大学也不足为奇。

作为基金会的创始人，两位学者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就多次在中国游学，并在中国东南、西北、西南及新疆、西藏等地进行田野考察。除了进行中国音乐的研究，该基金会突出贡献之一，就在于致力于整个中国音乐的研究与推广。很多著名的音乐家，无论是作曲家（如瞿小松、谭盾、刘索拉、贾达群等），还是理论家（如乔建中、田青、张振涛等），以及表演艺术家（如林友仁、成公亮等）都与该基金会有过密切的合作，近两年在国内因“神曲”《忐忑》走红的龚琳娜，早在2006年，就曾在该基金会的帮助下于欧洲出版了个人专辑。创始人之一的施聂姐由于身患癌症于今年四月离世，她的博士论文，就是在中国考察西北花儿十年之久所撰写的《山歌》。

二、会议主题、发言与讨论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中国乐器与西方博物馆”，作为曾经重要的殖民帝国，荷兰（包括英国等其他欧洲殖民帝国）有着丰富的汉学传统，因此顺理成章地组织召开讨论中国音乐的学术会议。

由于本次会议的议题相对较为集中，故作为主旨发言的参会人数并不多，通过会议册与实际发言的情况，我统计共有约35为代表。但是，在这些代表中，却有许多来自世界重要的研究机构，如英国Horniman博物馆的玛格丽特博士、法国索邦大学的Picard博士、美国国会图书馆的Nora博士、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Judith Zeitlin（蔡九迪）博士、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H·Rees（李海伦）博士、英国伦敦大学R·Harris博士、德国海德堡大学的Barbara博士等。

从上述所举参会者的构成情况就可看出，本次会议突破了学院派单纯的书斋式研究，而将讨论置于“研究~社会应用”这一更广阔、更具有实践性的范畴中。因此，在认真听过几天的会议发言中，我个人深感这次会议所讨论问题的针对性、具体性，以及在社会应用中的实践意义。

在很多次发言中，台上的发言者对某博物馆所藏中国乐器文物进行着介绍与研究，而在座的听众则积极地为该乐器提供自己所掌握的相关资料，因而整个会议一改以往一些学术会议的沉闷，显得极为活跃。特别是很多参会代表其实都是有着丰富的中国研究经历的“中国通”，他们甚至可以操着中国不同地区的方言和你开玩笑而让会议气氛变的极其热烈（当我见到英国人S·Jhoes[钟思第]穿着过去解放军的绿胶鞋、用带着陕北口音的汉语和我说“这鞋真他妈的舒服”的时候，我惊讶的无话可说）。

自近代以来，由于中国长期经受战乱的动荡，很多历史上重要的乐器及音乐文物，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流散在欧美等殖民国家；许多独特的乐器以及相关的文献、图片及音响资料，在我国已经难以寻觅，但却安静完好地保存在欧美国家的博物馆里。因此，在这次会议中，我看到太多既熟悉又新鲜的中国乐器。学者们将自己对某件乐器的研究呈现给大家，这其中既有该乐器由中国辗转到西方的经历过程、也有这些乐器的形制、律制、功用及对曾经的所有者的研究，还有这些乐器保存情况的介绍，以及这些乐器与某些历史文献记载之间的对应与考证，其丰富性几乎难以计数。

我的会议发言题为《The Exhibition of Sound: Collective Memory and Ethnic Identity of Musical Instruments in Museums》（《声音的陈列——乐器收集中的集体记忆与族群认同》）。半年前，我递交了参会论文并有幸被大会选中，而此次参会主要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在发言中，我将乐器收藏这一偏重“操作性”的行为，与“集体记忆”这一理论进行了尝试性的结合，我认为“乐器的博物馆保存，不仅仅是满足于对‘物’的陈列，因为音乐是人的行为、思想的产物，因此，我们更要关注这些乐器与其文化当事人之间，有着怎样的记忆、认同以乃至情感关联，这样才会让一件静态的乐器在博物馆的保护中真正‘复活’，发挥其原有的意义与价值”，同时，我还将自己在东北鄂伦春族田野调查时发现的问题与思考作为例证。会议发得到了一些与会代表的关注、认可与肯定，因此在最后提问与讨论环节，我们还就发言的问题展开交流。

三、乐器博物馆的参观

因为本次会议中有来自世界上最大的乐器博物馆、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乐器博物馆的亚洲部负责人Claire女士，我们在会议期间也进行了多次交流，因此当会议结束后，我临时决定借此机会，利用回国前短暂的一天半的时间，赴比利时参观这座著名的机构。

比利时的乐器博物馆创始于1872年，至今已跨越了三个世纪。当今世界通用的乐器分类法（即“体鸣、气鸣、弦鸣、膜鸣”），最早就是在1890年前后，由该馆的工作人员冯·马依龙(V·mahillon）面对各式各样的乐器究竟该如何归类、以便于陈列和研究而创立的。

由于Claire女士的邀请，我以应邀者身份详尽地参观了该馆公共乐器陈列、博物馆地下仓库、博物馆附设图书馆，以及该馆目前正在建设的数字化工程四个部分。我从上午9点入馆，直至下午4点才依依不舍的离开。

目前该馆共收藏有5000余件乐器，在公共乐器陈列，我着重参观了其古代宫廷乐队的乐器陈列（客观地说，其中也有一些“仿制品”）。该馆设有专门的音响导览系统，每位参观者戴着耳机，当走到某件乐器的前面时，该件乐器的音响会自动响起，生动而直观；而当乘坐专用电梯进入到地下仓库时，我才发现和这里相比，上面的公开陈列仅是冰山一角；在附设的图书馆中，我看到虽然规模不大，但无论是像《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伽兰世界音乐词典》这样经典的大型工具书，还是与馆藏乐器所紧密配合的各种专门文献，都十分精致与实用。

通过了解我还得知，这个图书馆可以接受访问学者，并提供电脑及网络资源，提供平台让世界各地的学者在此开展相当一段时间的研究工作；而在他们的内部数据资料库中，我看到将所有馆藏乐器进行了全方位的数字化整理，其包括不同角度、位置的图像、乐器的尺寸、形制、乐器的音响、乐器相关研究文献等，当然，他们仅数字化工程就从欧盟获得的每年200多万欧元的资助，也让我羡慕不已。

结语：一点个人的体会

自会议开始至结束，直到再次回到校园，我经由这次会议引发的思考一直都没有停止，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我们享有丰富的资源，但对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却不足

在会议中，认真学习了很多参会代表的研究发言、也看了不少博物馆乐器馆藏的实例，虽然期间有很多启发与收获，但我常常也会产生这样的感觉，那就是：他们所研究的对象、所掌握的材料，某种程度上来说仅仅是某一个或某一类中国乐器在西方的个别实例，这些和我在国内所经历、观察以及侧面了解到的音乐材料相比，其实还差了很多——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仅就乐器的丰富性（无论是历史遗留的乐器文物还是现存于民间的、仍被使用的乐器），中国的资源实在是太充足了。但是，西方学者们往往仅靠某一件乐器，就能进行非常深入而扎实的研究（虽然其结论也并非无可挑剔），并产生相应的成果；而我们，常常守着身边丰富的音乐资源，却又那么熟视无睹。

仅以西安来说，我们既有包括出土音乐文物、墓葬乐舞图像、古代音乐文献资料，又有现存于民间的多样的音乐表演形式，乃至与横跨历史、地域与民族的丝绸之路音乐等丰富的历史音乐遗迹，其实仅仅就乐器学研究，就有太多值得挖掘的课题。在会议期间，听到一些西方学者充满自信地阐述自己的观点，我有时心里会悄悄对他们说“唉，要是你能来中国、来西安看看，再多找找资料，或许会改变原来的观点”。每每想到这些，我心里总有种说不出的无奈与焦急。

2、学术研究与社会应用相结合

长期以来，我们不习惯于将人文学科的研究与社会的具体实践与应用有太多联系，然而这次会议，却给我非常直观与明确的启发。

首先，就乐器的博物馆保存而言，如果不懂得乐器学、不了解乐器的历史，那么乐器的博物馆保存其实就是空谈——不了解对象本身，何谈保存？而反过来，博物馆的乐器陈列，也为乐器学的研究及音乐的许多历史问题，提供了可贵的研究资料与素材，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音乐学本身就具有实践的意义。

其次，在这次会议中，许多参会代表，如葡萄牙里斯本音乐文化博物馆的Colla先生，就介绍了他们如何在博物馆组织“工作坊workshop”，让社会上对音乐感兴趣的人们进入音乐博物馆，亲身弹奏那些曾安静陈放的乐器；并鼓励市民将自己家中的一些乐器收藏，拿到博物馆中进行短期展示交流。而在比利时乐器博物馆中，我了解到，由于该馆卓有成效的建设，目前已被比利时国家博物馆所吸收为分馆并获得进一步的建设扶持，同时，该馆还作为比利时音乐学院的乐器基地供师生使用，据说，很多西方音乐的早期作品，就是在保证乐器安全的情况下，利用该馆收藏的古钢琴、鲁特琴等进行的曲谱或指法的修订，并最终作为学术性古谱得以出版。

最后，在比利时乐器博物馆考察他们的馆藏资料数据化工程时，让我深受感触的是，乐器的数字化工程，对于全世界来说其实都是一个新的课题。换个角度想想我国的情况：在这个方面，我们如果有所动作，就很可能成为在国内乃至国际中本领域的“先头部队”。据我了解，比利时的乐器博物馆数字化工程团队，总共不超过10个人，历时两年的时间，而且据Claire女士介绍，他们的工作几乎全为业余时间，目前数据已完全上线，供世界各地的人们浏览与查阅。中国的乐器那么多，如果能有人也这么做，坚持几年，建设出一个值得关注的中国音乐资料的互联网数据库并不是没有可能。

3、难以明确表达的紧迫感

在这次会议中，由于针对的是中国乐器问题，所以，自然也会有一些国内来的研究者。其中，规模最大的大概是上海音乐学院，他们有来自目前国内最大的乐器博物馆“东方乐器博物馆”的馆长及工作人员，同时还有科研处、音乐学系、民乐系的几位老师；此外，中国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也分别有代表进行发言或进行旁听。这让我想到，就是在欧洲这么小的一个城市（莱顿人口约7万人）、议题如此集中的一个“小型”会议，国内也有好几家院校参与，某种程度上正表明：哪怕是这么小的一个会议，我们身边也有很多兄弟院校也有人感兴趣并如此关心。

另外，在国外十几天，所到的城镇，虽然小巧朴素、虽然也看到有一些破旧的地方和无所事事的闲人，但走到哪里，他们的空气都那么干净新鲜、街道安静，人与人基本上友善而信任。一个小小的国家，他们都能把自己的家园建设的那么好，我们中国这么大、人这么多，更有理由将我们自己的国家建设的更好，我相信……